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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工程”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与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组团发展模式的调研思考
浙江省“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通过“经营村庄”理念的系统实践，实现了从村庄整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跨越式发展。乡村经营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实践需求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核心目标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资源价值，解决乡村资源闲置与运营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乡村建设与运营并重发展。其本质是将乡村视为可经营的综合体，通过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乡村从“输血式建设”向“造血式经营”转型，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与城乡融合发展。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职业经理人主导运营、乡村能人返乡驱动运营等多元化乡村经营模式，在政策创新、主体协同、文化赋能等方面持续突破，乡村经营成为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键桥梁。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共建的“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以系统性思维整合资源、激活要素、创新机制，其“片区化协同、市场化运营、共富化分配”的经验，为破解乡村建设碎片化、低效化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一、组织创新：构建片区化协同发展机制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地处天目山系北麓，总面积55平方公里，距杭州市区70公里，具备生态资源富集与区位交通便利的双重优势。三个村突破行政壁垒，引入公司专业化运营，构建“主题差异—产业互联—流量共享”的片区化发展架构。一是三个村差异化定位。石门村立足千年古村底蕴，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区；龙上村依托狮子山攀岩公园，配套精酿啤酒工坊、森林木屋及户外游乐场，构建活力四射的运动山乡；大山村以康养度假为主题，培育高端精品民宿聚落，打造静谧舒适的养生度假胜地。二是客群协同导流。三个村共建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降低重复建设成本，为片区整体经营奠定基础。
通过设计“古韵探秘”“生态农耕”“山居养生”三条主题路线，形成了客群互导、消费互通的生态闭环，实现片区整体价值提升。三是治理机构升级。三个村成立联合党委，统筹规划、统一决策，突破原有各自为政的“单村孤岛式”治理模式，形成“党委统筹+专业分工”的协作框架。同时采用“村集体资
源入股+专业公司运营+村民参与”模式，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经营体系，走出一条“共同治理、组团经营、差异发展”的创新路径，为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要素激活：重构乡村资源价值转化路径
调研了解，2017年前，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面临人口外流、土地闲置等典型的“空心化”问题。自“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开展经营活动后，积极推进资源资产盘活，实现要素高效转化。一是产权盘活。在推进村庄整体经营之初，就进行全域资源统筹规划，累计流转土地、山林共计6000余亩，整合碎片化耕地、林地资源，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完成32幢闲置农房改造，将使用权交给运营公司，打造精品民宿集群、工坊体验空间等业态。农村集体产权交易额达3600万元，闲置资产利用率明显提高，真正做到“死资源”向“活资本”转化。二是产业赋能。三个村先后投入资金4500万元，对金竹坞、木公山、大山梯田等生态农业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成功打造新特优农产品品牌。建成700亩高山戴妃皇菊产业基地及500亩高山蔬菜、水果基地。此外，“山货超市”作为老百姓土特产的收购站，免费搭建网上销售渠道，通过品牌溢价助农增收。三是生态优先。三个村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保护生态的原则，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深活化”理念植入文旅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值的深度融合。同时构建生态反哺民生机制，拿出部分生态收益金用于村级养老、教育补贴和生态修复。该片区验证了“运营前置、轻量开发”在乡村资源活化中的有效性，为同类地区提供了生态友好型发展样板。
三、市场运营：专业化机制驱动美丽经济转型
“‘龙门秘境’的建设从最初的一片观望，到之后的一片笑声，再到如今的一片掌声，这一过程给我诸多感触。乡村发展必须与乡村运营紧密结合，要以产业、产品为导向，深入挖掘村落传统文化，明确目标人群，进而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龙门秘境”乡村运营师娄敏回忆道。在“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龙门秘境”运营团队通过市场化手段重构乡村生产关系。一是专业化分工。三个村创新组建乡村运营公司，积极招引乡村运营师，运营公司下设产业开发、品牌营销等板块，聚焦策划、招商与流量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主体”的架构，破解了“谁来运营”的难题。二是收益共享机制。三个村以资源折价入股运营公司，按比例获得分红。不同主体之间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劳务报酬”的分配体系。片区80%的服务岗位，如
导游、保洁、民宿管家等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运营公司带动村民自主经营的民宿、农家乐已达136家，床位4230个，特色餐饮饭店21家。三是品牌化营销。三个村统一打造“龙门秘境”公用品牌，推出联名文旅产品，联合举办大型活动，设计网红打卡点与“前店后坊”体验场景，通过新媒体矩阵扩大流量辐射范围，吸引长三角客群。专业化的市场运营机制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惯性思维，引凤筑巢，引导运营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策划、招引、营销、管理等运营手段上，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注重“专业赋能”，成功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四、经验启示：乡村经营的核心逻辑
（一）市场化基因植入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坚持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以“政府引导不主导、农民参与不盲从、市场运作不失序”为原则，在乡村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入运营团队，破解“重建轻管”“输血依赖”等痛点，推动乡村从“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型，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验证了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变的有效性。
（二）共富型机制设计
片区化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以市场化运营激活资源价值，同时建立“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可持续利益共同体。通过乡村经营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了村庄产权和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经营者”，激发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各主体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利益共享，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多元协同的共富生态。
（三）系统性生态构建
三个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资源价值，运用现代治理方式重构生产关系，以系统思维培育产业生态，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为双轮驱动，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多维共赢，彰显“两山”理论的实践价值。
“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学习强国”天长融媒号为例
20XX年X月X日，“学习强国”正式上线，成为火爆全国的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中央宣传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出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学习平台，由PC端、手机客户端两大终端组成，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多个领域，聚合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歌曲、戏曲、电影、图书和公开课、慕课、课件音视频等资料，还提供了在线答题、专题考试等功能，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内容不断充实和改进的过程中，县级融媒号作为展示县级融媒以及基层形象的二级栏目应运而生，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宣传本地政策、发布本地信息、推介本地形象，这标志着“学习强国”推广工作迈上新台阶，让声音传播更深远，传播范围更广阔。
20XX年XX月XX日上午，作为安徽省首批入驻的5个县级融媒号之一的“天长融媒号”正式上线，旨在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强大传播力和资源优势，提升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一、探索中坚定前行——“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情况
“天长融媒号”是滁州市首个入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县级融媒号，由中共天长市委宣传部管理，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负责运营。先行开设了《大美天长》《天长要闻》《百姓生活》《文明实践在天长》四个子版块，成为宣传天长、推介天长的重要阵地。
（一）明确分工，强化队伍建设
“天长融媒号”创立初期，由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编辑兼职管理运营。由于缺乏专职人员，该平台的日常管理和内容更新主要依赖于兼职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进行。这种兼职运营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问题，如内容更新频率低、互动性与活跃度不高，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播效应。
为了能将“天长融媒号”打造成引领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的领航者，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积极吸纳安徽省委讲师团与天长市委讲师团的意见，于20XX年中旬将“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责任转移给了平面媒体组，这一决策的背后，体现的是对专业性和效率的追求，以及对内容质量与用户服务体验提升的决心。平面媒体组在接手后，随即确立了3名核心编辑成员的职责分工，分别为视频新闻的剪辑上传、文字新闻的编辑上传，以及所有稿件的签发，形成了一条紧密相连而又层次分明的生产链，不仅缩短了信息从采集到发布的周期，同时也确保了每一篇稿件都经过严格把关，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天长融媒号”在经历了管理体制的革新之后，其内容丰富度、更新频率与用户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20XX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该平台的稿件数量实现了从排名底部升至全省前三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XX年11月的表现最为亮眼，跃居全省首位。这些成绩不仅是对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改革举措的认可，也为“天长融媒号”在融媒体领域树立起了标杆形象，展示了地方融媒体平台与国家级学习平台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二）立足本土，讲好天长故事
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认识到，在“新闻立身，内容为王”的前提下，每个作品不再局限于电视和电台，既要多元传播，更要提质出彩，必须树立创新理念，加强本土内容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天长融媒号”深知“内容为王”的道理，尤其重视结合天长的本土特色，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进行内容创作和推送。相较于传统的时政新闻，“天长融媒号”侧重于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新闻素材，如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地方名人等，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展现地方的独特魅力。
比如，《大美天长》版块会发布高清航拍镜头展现天长“鱼米之乡”的秀美风光，也会展现天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亮点举措，述说天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努力拼搏；《天长要闻》紧贴政策热点，深入解读天长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最新举措，为市民提供第一手资讯；《百姓生活》和《文明实践在天长》则聚焦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通过这样的方式，“天长融媒号”不仅增强了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让天长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更具感染力。
2024年，“天长融媒号”在内容推送上更加注重本土特色，其中《安徽天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惊现天长》通过对当地生态资源的报道，展示了天长市生态保护的成果，获得了2024年“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优秀稿件
的殊荣。此外，《安徽天长：烽火岁月书香百年》则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讲述了天长市图书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被评选为2024年夏季安徽县级融媒优秀作品。
（三）彰显影响，加速融媒发展
20XX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文章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无疑是应时而生的融合发展成果之一。
20XX年以来，“天长融媒号”的运营在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调整和推动下，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迅速成长为融媒体中心对外政务合作的重要桥梁。依托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全方位的信息整合能力，“天长融媒号”实现了新闻资讯的即时更新和精准推送，使得受众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权威、准确的地方动态。
更重要的是，“天长融媒号”凭借其较强的社会动员力和舆论引导力，吸引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关注与支持。天长市各级政府组成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认识到，“天长融媒号”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更是一个能够跨越地域界限，连接全国甚至全球受众的强大媒介网络。因此，天长本地政务单位纷纷和天长融媒体中心开展跨界合作，利用这一平台，宣传报道本单位的优秀做法和工作亮点，全面展示各自领域的最新进展、优秀案例和创新成果。这种跨界的资源整合与创新传播方式，不仅加深了外界对于天长的认知，也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统计，20XX年，天长融媒体中心依托其新闻平台与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跨界合作项目创收达350万元，显示了该中心在资源整合与商业变现方面的能力。2024年，政务跨界合作创收攀升至380万元，同比增长8.6%，不仅为天长融媒体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能，亦表明其在政务合作领域内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增收路径。
二、稳定中亟需突破——“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困境
近年来，“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新媒体品牌之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站在了一个需要突破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深度报道缺乏，内容创新不足
在“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过程中，其四大核心版块无疑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用户基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版块逐渐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模式化倾向，尤其是视频新闻领域，《天长新闻》的剪辑片段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限制了视觉表达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容的创新性。
缺乏深度报道是目前“天长融媒号”在内容上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这一现状，有必要重新审视并优化内容生产流程，以期打破既有框架，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火花与价值潜能。
（二）内在驱动力不足，体制活力欠缺
伴随“天长融媒号”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编辑团队成员对日常内容生产流程已然驾轻就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创造力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所谓的“审美疲劳”。面对此类困局，重构激励框架、重燃创新激情显得尤为迫切。
（三）技术有待突破，用户黏性不强
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洪流之中，“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一支主力军，虽已在本地新媒体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照本地新媒体龙头——“天长发布”公众号，仍存在技术差距与用户黏性弱的隐忧。比如，平台目前尚不具备公开显示关键性能指标的功能，如文章转发量、用户关注数量等，致使后台管理者无法直观获取第一手反馈数据。
从目前页面上显示的阅读量和点赞量来看，用户黏性不强，粉丝数量需要大幅提升。
三、权威中迸发活力——“天长融媒号”发展对策建议
在信息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地方融媒体平台正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与敏锐的市场嗅觉融于时代，奋力搏出一番天地。尽管“天长融媒号”凭借官方背景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与稳定的受众群体，然而，在内容同质化严重、交互手段单一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权威公信力的同时，激发内在创新潜力，成为摆在其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一）内容创新，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内容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持久关注。“天长融媒号”需深挖本土文化精髓，结合现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创新推出一系列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新闻作品和专题栏目。
比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案例解读、城市记忆微电影等主题，运用无人机航拍、VR全景展示、短视频拍摄等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时尚魅力，激发年轻群体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选取教育、医疗、就业等百姓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实地采访、短视频拍摄等方式，制作系列深度调查视频报道，增强信息的实用性和贴近性。捕捉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讲述平凡生活中的非凡经历，采用纪实风格的拍摄手法，传递正能量，引发用户情感共鸣。紧跟科技创新步伐，报道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历程、科研成果发布会等，辅以科普动画演示，降低知识门槛，吸引青年群体的目光。
（二）激活机制，打造学习型编辑团队
打破现有模式，结合阅读量、转发量、内容创新度等考核项目，设立绩效奖励，鼓励编辑跳出固定思维模式，善于发现优秀原创稿件，勇于自创优秀视频或图文稿件，大胆尝试非传统叙事技巧及表现手法，促使团队成员间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态势。
同时，给团队编辑提供个性化技能提升计划，涵盖内容策划、摄影摄像、后期剪辑等全流程技术训练，确保全员与时俱进，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促使和帮助编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寻找到新的意义与乐趣所在，继而产出更多高质量、有温度的作品，巩固并拓展受众群体，为“天长融媒号”的长青之路铺设坚实基石。
（三）技术赋能，开辟媒体融合更多可能
“天长融媒号”应积极拥抱数字革命浪潮，将技术创新置于优先位置，直面并克服当前存在的技术瓶颈与用户管理短板。同时，要构建全方位数据监测体系，攻克技术难关与优化用户体验，建立有效的用户反馈渠道。在实现内容创新和技术革新后，“天长融媒号”有望在新一轮的传媒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建立起更为稳固且富有活力的用户社群生态，从而奠定其在本地新媒体领域的地位。
四、结语
回溯过往，“天长融媒号”自投身“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行列以来，始终秉持初心，勇担使命，在探索与实践中稳步前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天长融媒号”运营团队清醒认识到，仅有稳健的根基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守正创新中寻找突破口，未来应继续深化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深度融合，借助国家级优质资源库，深化优质内容推送，拓展传播矩阵，优化服务体验。同时，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强化团队创新能力，确保“天
长融媒号”在快速变革的信息生态中始终保持领先姿态，用实际行动诠释县级融媒体在新时代的责任担当。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调研报告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结构，推进首都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实施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集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一）资产总体规模大，空间分布不均衡
一是农村集体账面资产位居全国首位。截至20XX年底，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4199个，其中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19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992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13个。全市农村集体账面资产总额达XX亿元，其中，乡镇级XX亿元，村级XX亿元，组级XX亿元。从农村集体资产结构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XX亿元，占比74.8%；非经营性资产XX亿元，占比25．2%。农村集体资产中货币资金2446.7亿元，其他流动资产XX亿元，长期资产XX亿元，固定资产XX亿元；其他资产3XX亿元。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在中心城区高度集中。中心城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占全市的66.1%，其中丰台区、海淀区和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位居北京市前三位，分别为XX亿元、XX亿元和XX亿元；近郊平原区的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三是农村集体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丰富。2022年，农村集体土地2038.7万亩，其中农用地1691.7万亩，建设用地247.4万亩，未利用地99.5万亩。
中心城区农村集体土地81.4万亩，其中农用地45万亩，建设用地34.9万亩，未利用地1.5万亩；近郊平原区农村集体土地770.2万亩，其中农用地563.0万亩，建设用地140.6万亩，未利用地66.6万亩；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土地1187.1万亩，其中农用地1083.8万亩，建设用地72.0万亩，未利用地31.3万亩。
（二）发展业态和水平空间梯度明显
一是农村集体产业形态呈现三个圈层的特征。中心城区以及近郊平原区中城镇化较快的乡村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科技服务、物业租赁等为主；近郊平原区中的其他乡村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一二三产融合型产业为主；生态涵养区依托生态绿色资源、红色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以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主。二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中心高四周低的“锥形”分布格局。20XX年全市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主营业务收入XX亿元，占比69.1%；其他业务收入XX亿元，占比24.9%；投资收益XX亿元，占比6.0%。其中，中心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63.8%；近郊平原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37.0%；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15.3%；三是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能力呈现较大区域差距。20XX年全市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为XX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丰台区、海淀区、通州区、大兴区和朝阳区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均超过XX亿元；顺义区、昌平区和房山区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在XX亿元—XX亿元；门头沟区、石景山区、怀柔区、平谷区、延庆区和密云区均低于XX亿元。
（三）经营模式多样化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从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为主逐渐向多样化方式转变，主要包括六种模式。一是承包经营，村集体将土地统一流转后，由大户承包经营或农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经营。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立集体企业，自主经营物业资产、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等。三是委托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自有闲置资金、土地补偿款委托给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理财。四是租赁经营，近郊以出租房屋、物业等为主，远郊以出租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为主。五是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资本通过股份合作、合作开发等方式，建立收益分配机制，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六是联合抱团经营，通过乡镇统筹、跨村合作、区域联合等方式，促进农村集体产业提档升级。
二、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充分
一是农村集体资金盘活不充分。农村集体账面资产中有近四分之一是货币资金，但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一些农村集体持有的征地补偿款缺少增值渠道，面临持续贬值压力。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利用不充分。村集体的大量房屋资产由于缺乏产权证，影响集体资产价值实现。全市集体房屋建筑物资产51206处，总建筑面积1.9亿平方米，其中有手续（含政府会议纪要）的仅1960处，建筑面积1893.2万平方米，占比仅10%；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仅475处，建筑面积469.4万平方米。三是农村集体资源挖掘不充分。部分村庄对历史文化、生态健康、地标产品等“软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充分，产业发展路径相对单一。
（二）农村集体产业项目落地难
一是缺乏规划引领。大多数村集体发展缺少规划引领，再加上长期以来“加法”逻辑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依赖，与当前新总规引领下减量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导致农村集体按照原来固有发展思路谋划的产业项目难以落地。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用途性质等信息不对称。镇村普遍反映，对村集体土地用途性质不了解，很多村里认为是建设用地的土地，在规划中已经调整为农用地。有的村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规划产业项目，待审批时发现根本无法实施。三是项目审批流程复杂，联审各部门意见反馈时限及会议召开频次不明确。部分区在执行“村地区管”政策时，未有效落实区乡两级分级分类管理要求，凡涉及农村土地和集体物业资产流转项目，都需经过村级申报、镇级预审、区级联审的流程。部分区反映，即使符合条件的项目，走完项目评审、合同联审等相关审批环节，通常也需要半年以上。
（三）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短缺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比较缺乏。大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有市场意识、市场运营能力的带头人。海淀区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股东结构老龄化、减员化问题，缺少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和新生力量，股份社班子中具备战略规划、资产运行、项目管理等能力的专业人才少。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招聘渠道窄、激励不足。吸引社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还有待完善，缺乏如居住证积分加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配套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三是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人才不足。乡镇一级经管部门普遍存在在编人员少、兼职化程度高、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在密云区调研发现，现有镇级“三资”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工作者老龄化、受教育水平不高、专业性较差。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反映，该村集体经济体量较大，财务流水较多，但会计委托代理机构财务工作人员只有初中学历。四是社会资本、外部人才参与融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难。社会资本与集体经济合作联营存在思想顾虑，外部人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少认同。五是村集体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部分村集体对政府支持依赖性较高、主体意识不强，利益集体享，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深度和广度不足。
（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融资难题
一是集体资产作为抵押物受限。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土地、集体固定资产、农业设施等缺乏有效合法的产权证明，不具备办理农村集体资产抵押的基本条件。二是集体资产经营权抵押法律支撑不足。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将集体资产经营权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范围，集体资产经营权并非法定权益，缺乏质押制度、流程及对质押机构的法律规定，质押的集体资产经营权难以及时足额变现，使得银行不愿接受集体资产经营权为担保物。三是农村集体经济信用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未建立起广泛认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用评价体系，商业银行一般按照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方法，根据贷款主体的经营规模、自有资金投入情况、偿债能力、融资能力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综合信用评级，无法客观公正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真实信用水平，导致贷款授信额度低。
（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负担较重
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公益责任。朝阳区、丰台区某些乡镇、村为落实疫情防控政策，2021年为企业减免租金超过XX万元；海淀区某村每年都需要用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补充社会治理中的各项公益性支出，疫情期间补贴村域内各种防疫费用100余万元，每年为回迁小区补贴日常管护费用约1000万元。另一方面，缺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成员按股份或份额从集体获得收益分配，需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了减轻税费压力，部分村仍沿用村委会账户，发放实物福利或在结算利润之前直接进行分配等。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归位需按照资产交易缴纳除契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各类税费，且数额较大，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确权。
三、推进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将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的重要举措，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各级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自然资源、文化旅游、民政、水务、园林绿化等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聚焦规划引领、政策集成、资金配套、资源盘活、人才支撑、产业融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加强统筹谋划，合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进一步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大力实施村级后备人才“星火计划”，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和号召力。三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蕴藏于广大农民中的智慧和力量，整合利用乡村资源，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一是引导各级各部门树立要发展先规划的观念。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科学规划才能实现有序健康发展，只有践行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科学谋划乡村集体产业。统筹谋划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生产生活服务业等乡村集体产业，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农村集体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三是加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三）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行管理。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健全收益分配机制，推进按股份分配，稳慎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权能，维护好集体和成员权益。二是优化农村产业项目审批流程。
按照简约高效、规范有序、方便快捷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产业项目、经济合同审核审批流程。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健全交易体系，完善交易规则，加强风险防控，强化监督管理，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提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质量，更好实现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三是健全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农村经管队伍建设，提高农村经管队伍人员政策理论和专业水平。落实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农经审计，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着力强化内外部监督，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经营。
（四）健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一是加强用地保障。统筹土地规划，严格落实新编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比例、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比例，用于保障乡村产业发展。集体土地整理形成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保障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用好“点状”配套设施用地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有效保证乡村重点项目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得上地、用得起地。二是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作用，引导支持科研教育人才、下乡企业家、优秀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等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深入推动乡村CEO人才引进机制，实施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头雁”培育计划，统筹做好理事长和经营管理人员培训。三是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创新财政扶持方式，加强各项支农资金统筹集成，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推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承担社会公共服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相应的税收优惠或返还机制，减免集体资产归位涉及的各类税费，集体股份分红按照综合所得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创新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拓宽有效抵押物范围，探索开展生产经营设备设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加快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信用评级和融资对接机制，强化农业农村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为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更加优惠、灵活的信贷产品。
（五）拓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是有效盘活农村集体存量资金资产资源。在确保资金安全、收益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农村集体存量资金的实业投资、资本运作，提高农村集体的资金收益。加快推动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引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二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强化科技引领，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作用，大力发展农业高科技、种业高科技。挖掘乡村绿色资源、红色资源、地标产品、非遗文化等优势资源，推进会展农业、文化创意、科普体验、乡村会客厅、沉浸式音乐体验、儿童游乐园、开放读书会等场景建设，大力发展露营经济、公园经济、夜经济、节庆经济等。三是引导农村集体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企业与社会资本开展多样化合作，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能力，推动农村集体产业空间承载更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研发、新型服务业、新型文化产业等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的高精尖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六）建立完善共建共享共赢机制
一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抱团发展。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通过组建联合社、联营公司等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发展共赢。二是引入社会专业化运营。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社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创新完善专业化机构运营、村集体和农民充分参与的经营运行和收益分配机制，增加村集体和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三是促进区域发展带动。注重区域发展对集体经济的拉动作用，通过加强乡镇统筹、区域统筹，在更广的范围内集约高效整合利用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参与市区城市更新、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投资建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融入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共建共享首都发展成果。
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路径以厦门税务为例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税收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带来深刻变革，对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税务干部队伍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以厦门税务系统为例，40岁以下干部占比高达52．24％，年轻朝气、富有活力的青年干部已成为税收工作主力军。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入职6～10年）担任科股级领导和科室骨干的占比较高，成为基层税收工作的中坚力量。然而，税务部门点多面广线长，政策法规变化快，涉税事项复杂繁琐，成长期青年干部普遍面临能力瓶颈、职业发展困惑、工作压力增大、苦乐不均等现实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其履职能力，成为税务系统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既有研究在税务干部能力提升方面多侧重于宏观制度设计，缺乏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真实需求的微观视角，难以准确把握关键难点堵点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①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②为税务干部培养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亟须结合基层实践探索具体实施路径。同时，随着《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的发布实施，如何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实践成效，也需要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支撑。
本研究立足厦门市税务系统实际，采用“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对各基层单位教育培训部门负责人及随机抽取的入职6～10年青年干部开展深度访谈，结合572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不仅关注能力提升的表象问题，更着力探究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职业规划等深层因素，力求为新时代税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理论支撑。研究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创新：首先，基于大样本实证数据，构建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的四类画像，揭示不同类型干部的能力短板和培养需求；其次，创新性地提出“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能力提升—职业规划”四维分析框架，深化对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形成机制的理论认识；最后，结合厦门税务系统的实践探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路径建议，为推进税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时代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公务员干部群体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力量。2003年，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①，将公务员通用能力定义为：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调适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也呼唤着干部队伍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步入新时代，新的机遇与挑战给干部群体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领导干部迫切需要提高的“八种本领”，即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年轻干部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全会强调，要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这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税务系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参照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可以将税务
干部划分为入职5年及以内（宽基础）阶段、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和入职11～15年（担重任）阶段，本研究所针对的是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的干部，也可以将这一阶段干部称为成长期干部。成长期干部作为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的新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税收工作的职责使命。
二、税务系统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挖掘青年干部出现不同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更加精准地明确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困难和其自身认为的合理途径，形成青年干部的初步画像。通过全覆盖式问卷，收集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的样本信息，从而验证深度访谈中获得的结论准确性。
（一）个别访谈梳理
1.访谈提纲设计
本研究根据单位所处地理位置、工作职责、干部人数等，将厦门税务系统各基层单位分为大中小局及稽查系列共4类单位，每类单位选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样本开展深度访谈，了解成长期干部现状和特点，并结合现有培养路径了解具体做法、实践效果及意见建议。
2.访谈开展情况
本研究邀请各访谈单位教育培训部门主要负责人和2名随机抽取的入职6～10年的干部进行访谈，了解青年干部工作现状、培养情况、对提升履职能力的建议和期望组织提供的帮助。课题组成员共梳理总结了9篇相关材料，整理校对了10个小时以上的访谈录音，形成了10万字左右的深度访谈文字稿。基于深度访谈了解到的内容，本研究对成长期干部进行初步画像，总结出成长期干部基本特征，以此编写问卷，进一步了解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需求和痛点，为提出优化工作方式建议打好基础。
（二）问卷调查分析
1.问卷的设计
结合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本研究需要从现状评价、影响因素和未来展望三部分了解青年干部对履职能力提升路径的看法。其中，现状评价主要聚焦干部对单位工作氛围、学习氛围、个人成长情况、工作现状、家庭压力、晋升期
望值的了解；影响因素主要了解干部的优势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展望是了解干部期望获得组织何种帮助来提升自我，主要集中在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师资、激励措施、评先评优等方面。本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税务系统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工作状态、职业认同感、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对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履职能力提升的看法和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提供参考依据。
2.问卷的发放及回收
面向厦门税务系统全体成长期干部发放问卷572份，其中有效问卷543份。3．厦门税务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在构建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前，现行研究者往往对成长期干部进行一定的区分，如将干部区分为中坚、消极、佛系三类青年。通过少量深度的访谈和广泛全面的问卷两种方式，本研究发现，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群体在提升履职能力方面认知存在异同，例如，在中坚青年中，有部分干部能够准确地将个人发展与组织、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处理现有工作得心应手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更高层次的领导或专家学者接受系统性培训；部分干部面临本领恐慌，开始意识到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工作需要。因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志青年，指在工作中干劲十足，奋勇争先；一类称为积极青年，指努力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任务。消极青年并非完全丧失了奋斗意识，只是囿于部分客观阻力而难以做到积极上进，将这部分青年称为半躺青年更为准确。佛系青年客观存在，部分干部在工学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叠加下，逐渐将时间精力投入个人生活中，难以调动工作和培训积极性。
因此，在总结较为广泛的相同点的基础上，通过干部对自身状况的描述，试图将成长期干部划分为“有志青年、积极青年、半躺青年、佛系青年”四类，并分别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思想认知、心理调整、能力提升、职业规划四个维度总结其特点。
一是思想认知维度。厦门税务系统大部分成长期干部工作面貌是积极向上的。从深度访谈来看，基层人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大多数青年干部是上进的，如Ｓ局人事科科长在访谈中举了几个例子，称赞成长期干部“业务方面较为突出、综合能力优秀的干部到哪个岗位都能很快地独当一面”；Ｃ局人事科副科长将干部大体区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干部占比最多，这类干部“入职就很积极，个人素质强，学习能力突出”。从问卷数据来看，受访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评价偏向正面，79．71％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对自己目前工作状态的评价是积极的，认为自己在工作中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至少能够胜任工作，做好分内之事并自我调节压力。有17．73％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量大、精神压力较大。只有2．56％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难以完成，想要换岗位。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自身定位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成长期青年干部认为自己是积极青年，占比高达55．94％，其次是有志青年占比31．44％，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7．13％和5．48％。建议针对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群体加强职业引导、组织关怀和有效激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从调查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评价和对自己定位之间的关联来看，所询问内容都是干部目前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结果也呈现一定的强相关。从干部的工作状态来看，大部分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认为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期盼接受更大挑战；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认为工作可以完成，稳扎稳打，做好日常分内之事或者工作疲于应付，工作量大面广，精神压力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在工作状态上表现较为出色，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状态不佳现象，需要加强自我调节和工作环境适应。
二是心理调整维度。工作中，青年干部难免会遇到相当程度的困难，如何纾解情绪、调整心态、提升自己的工作积极性是区分干部的重要因素。Ｓ局的一名干部在访谈中表示，作为一名管理员，日常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多而散，即使有提升自身的期盼，有时会被工作困住从而难以完成。Ｊ局一名干部用“低需求”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认为需要有适合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才令自己舒适。因此，干部积极性较低有着不同的原因。干部如何面对和更好地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问卷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就日常工作遇到的困难而言，“工作压力，工作量较大，工作效率较低”和“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这两项成为大部分成长期青年干部所面临的共性困难。除此以外，不同类型的干部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较大差异。有志青年较多选择了“知识储备压力，存在本领恐慌”，这可能因为他们在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工作挑战和学习压力；积极青年较为突出地选择了“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和“家庭和工作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矛盾”，表明积极青年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要承担较多任务；半躺青年突出关心的是“工作晋升遭遇瓶颈”，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存在动摇和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可能受到工作晋升方面的困扰；佛系青年关心“工作岗位适配度低，无法得到满足感”，这类青年干部往往认为自身特点与岗位需要存在错位，难以获得满足感，表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避免工作压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家人相处上。见表1。
如表2所示，当被问及思想方面遇到困难，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时，有志青年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66．28％）和本单位行政领导（62．21％），党组织的占比也达到了48．26％，是四类青年中占比最高的。这表明有志青年群体对组织的信任感较强，在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的支持。积极青年除了独自承担（66．34％）之外，首选寻求帮助的对象是亲朋好友（88．89％）、同事（66．01％）和本单位行政领导（33．01％），说明这一群体更倾向于求助好友同事解决困难。半躺青年主要寻求帮助的对象也集中在亲朋好友（89．74％）、独自承担（87．18％）和同事（66．67％），参加相关培训（20．51％）来解决困难的意愿在四类青年中最强烈。佛系青年更多地选择独自承担（83．33％），也会选择亲朋好友（80％）和同事（76．67％）作为求助对象。在工作和思想上遇到困难时，有志青年寻求本单位行政领导、党组织的可能性较大，其他三类青年都更偏向于独自承担和向朋友、同事寻求帮助，这三类求助对象在选择占比上基本类似，没有明显区分。
如表3所示，在克服相关困难的同时，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对提升工作积极性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有志青年认为单位采取“合理分配工作量”“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有助于提升积极性；积极青年对“合理分配工作量”的期望更加重视，还希望能“改善收入待遇”和“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半躺青年最关心收入待遇的改善和工作量的合理分配；佛系青年最关心“合理分配工作量”，然后是“改善收入待遇”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
三是能力提升维度。大部分干部的日常工作都面临能力困境和本领恐慌，如何能在兼顾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也是必修课。在深访过程中，Ｊ局一名入职前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指出，税务系统工作相对专业性强，需要快速地学习和完成个人成长，即使是法律、财会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需要在工作中学习一些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在工作中应急应需学习。当干部存在思想上、工作上的困惑时，更好地利用系统内外组织的培训，也是干部提升
自身能力的关键。为更好地了解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路径，本研究设置了一道排序题，共有6个选项，分别对应深度访谈中提及率最高的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手段，用以了解干部最准确地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看法，通过赋权值的方式获得各个选项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排在第一位的选项权值为6，第二位权值为5，以此递减，结果见表4。
从数据来看，领导同事的传帮带依旧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足见导师制的重要意义，而培训进修、岗位自学和在单位内部交流轮岗的综合得分相差不大，可以认为是较为有效提升履职能力的方式，而到上下级单位挂职锻炼和参加专项攻坚团队对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意义不大，可能原因是这两类工作并不能全面地覆盖青年干部，大部分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还依靠师带徒、传帮带形式。
如表5所示，不同类型的干部都偏向于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其次是综合素质提升，最后是政治理论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有志青年相较于其他几类青年干部，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更为迫切，这可能与这类青年干部对个人提升和成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政治敏锐性和主动学习的内驱力较强有关。
具体细分培训内容，针对税收专业技能，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关注内容基本相近，分别是税收专业知识、最新政策解读、岗位操作技能和工作难点剖析。见表6。针对综合素质提升，有志青年更看重公文写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积极青年更看重沟通协调和数据分析能力；半躺青年认为沟通协调能力最为重要，排第二的是心理适应能力；佛系青年选择较为分散，排前两位的是沟通协调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见表7。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在综合素质提升方面有着不同的重点关注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指导。
四是职业规划维度。除完成日常工作外，如果干部对自身的发展和成长有着清晰的认识，就能主动且自发地寻求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方式。成长规划较完善的干部，往往也能做到“求乎上者，得乎其中”。从深访中了解到，Ｈ局自行创立了一套针对干部的积分机制，对工作规划清晰、肯于钻研提升自己的干部能从积分机制中获得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更能让领导全面客观地评价干部，受到干部的肯定；Ｊ局的一名干部入职时间较长，却表示依旧没有较为明确的工作规划，目前对个人提升的兴趣和成果都不大。因此，干部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准确与否、是否能够利用好自身提升节点中的培训机会，也是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不同类型的干部对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前景存在较大差异。如表8所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表现出较强的明确性，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整体呈现消极和被动的态度。有志青年更倾向于走上领导岗位、晋升职级以及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更愿意在工作中付出努力并取得成就；积极青年更看重晋升职级，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希望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注重工作绩效和责任心，更愿意通过不懈努力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在职业发展愿景中普遍表现出较低意愿，他们更倾向于干好本职工作或者调整到其他单位，这两类青年干部可能对职业发展缺乏明确规划或动力，更倾向于保持现状或随遇而安。
当问及干部个体对职业发展的愿景时，问卷同样设置了一道排序题，限选三项，因此赋权仅有前三位得分，第一题为3分，第二题为2分，第三题为1分。通过表9可以看出，晋升职级对干部的吸引力最大，其次是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为干部描绘工作和个人成长相关愿景时，应当着重勾画前几项中提及的期望，增强干部工作的信心和期望值。
从问卷其他的题项反映的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干部基于目前个人工作经历，希望了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依次是各部门工作职能及工作内容、职务职级晋升空间及制度，以及单位提供的学习、培训机会。并且，不同类型的干部对于培训形式的偏好相近，大部分干部都将到外部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由单位内部业务骨干当面授课和开展经验交流会排在前三位。
从深度访谈和问卷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厦门税务系统的干部呈现大部分积极向上、少部分状态起伏不定、极少人选择躺平的总体情况。从干部自身角度来看，大部分人能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内心认可需要提升自身履职能力这件事，基本上能够根据组织提供的培养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提升方式，但也有干部需要来自身边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匡正心态、找到合适自己的定位。从外部环境来看，工作环境是影响干部思想状态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各级党团组织、工青妇等部门的关心关爱能让干部稳定发展预期，专注于提升与工作相关的履职能力。从顶层设计来看，干部普遍对组织有一定的信念感和信任感，需要用好培训等赋能手段，特别是让干部了解税务工作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为成长期干部规划个人履职能力提升的职业路径。
三、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税务系统正经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战略转型，加强税务系统青年工作，提升成长期青年干部履职能力，对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推进兴税强国，为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强基工程奠定人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即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内驱力较强，虽普遍面临工作任务繁重、标准要求较高、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以及经济压力、人际交往等多重挑战，但只要组织提供适当的平台和机会，这两类干部能够主动提升履职能力。而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即职业倦怠倾向明显的半躺青年和工作热情不高的佛系青年，成因相对复杂。调研表明，此类干部虽能完成基本工作任务，但存在一定的职业倦怠心理，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不强，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先激发内生动力，再提升履职能力。结合税务工作实际，本研究提出以下分类施策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组织赋能作用，激发积极型干部潜能
针对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关键在于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增强青年干部的岗位自信心和职业自豪感，为其履职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构建精准化培训需求调研机制。调研表明，参与培训学习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性需求，大部分干部主动参与外部培训和内部学习交流的意愿较强。为确保精准施训，需要完善训前需求调研制度，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构建“Ｎ＋1大教育”格局；各基层单位和业务条线部门主动承担培训需求调研职责；教育培训部门统筹收集梳理，科学配置师资资源，精心设计培训方案，实现培训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是推广实战化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国家税务总局胡静林局长强调，要着力提升包括税法运用能力、财务核算能力、数据应用能力等在内的履职能力，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条件下实施税费“强基工程”的需要。加强税收专业技能培训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同诉求。要紧密结合税收重点工作任务，大力推广实战化培训模式，通过真实案例研讨、现场操作演练等方式，在实战实训中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岗位操作技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业务标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业务难题团队攻关机制，让更多青年干部在协作中积累实战经验，形成人才发展的集聚效应。
三是开展差异化综合素质提升培训。问卷调查显示，不同类型青年干部对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沟通协调、心理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提升需求存在差异。在设计综合素质提升类培训时，应采用选修课模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借鉴厦门市局智慧培训管理系统的成功做法，围绕素质提升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授课，鼓励全系统青年干部根据个人发展需求自主选择，提高培训的精准度和满意度。
（二）构建关怀支持体系，引导消极型干部转化
针对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关键在于让其感受到组织温暖，增强对组织的信任感，将干部凝聚在组织周围，营造有利于干部成长的良好氛围。
一是思想认知层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当前，大多数青年干部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仅有少数干部存在消极倾向。成长期青年干部多为“90后”“00后”，网络媒体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要引导青年干部摆脱消极状态，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适应青年特点和需求变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理解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激发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二是心理调适层面，建立全方位关怀帮扶机制。调研显示，几乎所有成长期青年干部都面临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各部门、单位应建立常态化的心理状态跟踪关注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委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在婚恋、住房、兴趣爱好等方面给予干部力所能及的关怀帮助。完善青年导师制度，发挥其贴近青年、理解青年的优势，通过言传身教营造良好的部门氛围，达到治未病的效果。
三是职业发展层面，制定系统化成长规划指导。成长期青年干部虽已度过入职适应期，对税收工作有了全面认识，但可能对职业发展前景产生迷茫。组织应在这一关键节点制定阶段性培养计划，鼓励优秀年轻领导干部现身说法，通过跨部门、跨岗位、跨层级的培养锻炼，引导和支持。
（三）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形成能力提升长效机制
税务机关要将党的二十大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着力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的具体实践，更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提供坚强人才保障的战略选择。构建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体系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确保培训内容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实际成效。培训内容应包括税收专业知识、法律法规、政治理论以及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升税务干部的数字素养。同时，教育培训部门应优化培训的组织模式，改进培训方法，如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实践锻炼等多元化方式；管理部门需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与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实施及“效能税务”建设相匹配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奖惩制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以激发干部的内在动力，为持续提升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提供坚实和长效的制度支持。税务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任务，整合资源，加强监督和指导。在重视系统培养专业能力，如业务技能、创新思维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同时，深化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服务意识和道德规范，致力于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确保干部忠诚于党、廉洁奉公、勇于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税务人的青年干部明确职业定位，激发创新思维，让青年干部充分感受到职业成长各阶段都有组织的关怀时代答卷。
多措并举推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