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在当今，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文化理念与实践·文化工程篇
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历来有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的传统。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研究、论证和抓好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重大工程建设，不断增强构成浙江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他立足时代发展趋势，直面现实文化需求，以宏阔的战略视野，从价值理念、目标导向、组织方式、建设载体、保障体系、管理机制等多重维度，亲自擘画、推动实施了以良渚遗址保护、“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编纂、西湖综合保护、大运河保护等为标志性成果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并高度关注以“八项工程”为龙头、旨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的多项重大文化工程，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开拓了浙江当代文化的崭新空间和有效路径，也为今天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一、注重文化工程的顶层设计，提出“以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龙头”
文化作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就其具体建设过程而言，“实”是关键所在，不但需要扎实的内容，更需要落实的载体。文化工程的内涵包括视野上放眼国内外时代大局，时间上研判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布局上通盘规划、顶层设计等方面。习近平同志以全局观念来看待文化建设，强调“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在他看来，“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习近平同志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下，浙江重点实施了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八项工程”。习近平同志为之设计了内在逻辑缜密的系统架构，作出清晰阐释：“从实现文化大省的建设根本目标出发，着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规划设计文明素质工程；从加强文化大省的内容建设出发，着眼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繁荣局面，规划设计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人才工程、文化保护工程；从巩固文化大省建设的基础出发，着眼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和文化传播渠道建设，规划设计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为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的宏伟大厦撑起了全面、清晰、坚实的“四梁八柱”。
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注重各项工作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八项工程”是在特定时间周期内开展协作活动的复杂过程，规划引领、顶层设计都是“放眼全局谋一域”的关键所在，决定工程的主旨、规模、体量、资源、路径及其所需要的各类配套支撑。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中，“制定发展规划”被列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有力保障，明确要求制定完善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意见，制定完善以建设一批重点文化设施、发展一批重点文化产业、培育一批重点产业区块、壮大一批重点文化企业为内容的“四个一批规划”配套措施，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加快文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二、注重文化工程的有形支撑，提出“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
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看来，相较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文化建设似乎显得要“虚一点”。习近平同志面对建设文化事业认知上的这一现象，在2005年8月31日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工程为载体，明确今后5年宣传文化工作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抓手，系统科学地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使文化大省建设有硬抓手、实举措”，切实将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作为落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求的客观需要来抓。
习近平同志决策和布局每一项文化工程，都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以有形的抓手来解决面临的现实难题。例如，之所以实施文化研究工程，是因为“从更高的要求来讲，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缺少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学术品牌，浙江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相对分散、参差不齐、整体性系统性不强等诸多弱点，离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还有距离”，需要通过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进一步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规划，整合资源，系统开发，促进建立符合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推动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规模、上档次。为此，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召开指导委员会会议，亲自提出“今、古、人、文”的工程架构，为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撰写总序，为顺利实施文化研究工程谋定方向、打下基础。
三、注重文化工程的力量统筹，提出“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
作为大型综合性文化建设的载体，文化工程意义重大、任务繁重、时间线长，需要统筹协调各种资源、各方力量，集聚联动，形成合力。一方面，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互动配合，协同共进；另一方面，需要政策体系、制度安排、财政支持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力量保障。习近平同志强调，“八项工程”是对全省文化建设的统一部署，同时也是对各地各部门文化建设的规划和指导，需要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各司其职、群策群力，形成整体推进的合力。他还要求“既抓住文化建设的重点工作，又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重需要解决的薄弱环节，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形成有机整体”。
在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具体实施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对各地各部门的集聚联动作出切实部署和统筹安排：“人大要加强有关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各项工作的具体指导和管理。政协要积极发挥联系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能作用。党委宣传部门要在加快文化大省建设中充分发挥指导协调作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群众性文化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政策体系上，习近平同志要求认真梳理国家及浙江省关于文化工作的各项政策，进一步完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的配套政策，认真落实公共财政投入、税收优惠、融资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制度等各项政策措施，推进文化建设立法工作，千方百计为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提供有力保障。
四、注重文化工程的制度保障，提出形成“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文化工程切实落地、顺利开展和最终完成，需要将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贯穿始终，作为推进工程的必要保障和日常抓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就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具体部署，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他要求“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明确责任、明确任务、明确措施等方面，要求各地各部门制定具体实施意见，落实项目责任，细化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以及项目实施步骤、时间表，包括把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任务列入各级党委、政府任期目标考核，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切实加强宏观管理和行业监管，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强化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建立各类指标体系和绩效考核评估制度等。
以文化研究工程为例，从实施之初就形成了由省领导和浙江大学、省直有关单位、各市领导等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负责审定工程规划、指导工程实施，各市、县成立相关领导班子指导本地区实施文化工程，省社科联负责组织专家开展项目研究的协同机制。从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立项签约、开题论证、中期检查、结题审核到成果出版，都出台了相应管理制度，建立一系列运行机制，确保工程的扎实推进和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目前已实施一、二、三期工程，组织国内外290多个单位1万余位社科专家学者参与了研究，预计形成学术专著6160余部，已经出版3900余部，“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经过近20年接续推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丰碑。
五、注重文化工程的持续深化，提出“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政绩观。在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有一段关于工作决策和部署的精辟论述：“省委作出的这些决策和部署，既力求体现工作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又力求体现工作的开拓性和创造性。这些决策和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些决策和部署，有的已经全面展开，初见成效；有的已经作出规划，正在落实；有的还需制定政策，完善措施。贯彻这些决策和部署，既有现实紧迫性，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要咬定目标，一任接一任、一届接一届地抓下去。”
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持续推进文化建设，是这一政绩观的具体践行和体现，文化事业由此得以保持连续性稳定性。文化工程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具有连续性、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巨大空间。这也正是选择以文化工程为载体推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初衷和目的所在。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专门指出：“文化研究工程历时长，‘十一五’规划期间完成大部分研究成果，‘十二五’规划时期继续实施工程项目”。2005年，文化研究工程启动之际，将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画汇编出版的建议报告提交到了习近平同志的案头。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专门批示：“这一构想很好，值得为此努力。”自此，以《宋画全集》为起点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开启了长达近20年的编纂历程。作为规模浩大、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国家级大型文化建设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持续时间长、投入人员多、涉及机构广，始终坚持以工程化的组织方式形成建设合力、以工程化的运作机制促进团队协作、以工程化的管理模式推进项目进展、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是以工程化方式实施重大项目、取得显著成果的典范。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的关心指导下，坚持以工程化的项目平台提供基本保障，锚定目标，系统谋划，稳步推进，久久为功。
浙江以文化工程为载体的文化建设，取得丰硕实践成果。例如，就文化支出而言，据浙江省财政厅《2003—2022年全省财政文化支出数据统计表》，2003年为27.65亿元，至2007年提高到56.60亿元。2005年全省文化投入总额与“九五”期间5年文化投入总量基本持平。又如，就总体布局而言，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中的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其全面系统的整体架构，树立起省域层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典范，构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省域大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工程的系统思考和重要论述、基于实施“八项工程”丰富实践形成的成就和经验，彰显了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意识，体现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特质，凝练了文化工程的本质特征，揭示了以文化工程推进文化建设的规律，形成了领域独特、理念创新、要素丰富、特征鲜明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样态。其中，不仅有观点新颖、阐述精到、自成体系的理论创新，还有在宏观布局、资源统筹、有序推进等方面的实践创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系统思维、全局观念、前瞻视野和实践品格，以及从工程化建设视域对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谋划和扎实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重大工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这也深刻启示我们：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既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的战略位置，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也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内在逻辑和现实需求，锚定既定的战略目标，发挥重大文化工程对文化建设的全局性引领作用，实功实做、扎实推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创新理念、变革意识洞察时代之变、探索文化发展规律，科学研判现代工程管理方法与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性、管理有效性，以工程化思维拓展文化建设新方法新空间；文化工程是有组织开展的系统性文化建设，要牢牢把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统一领导，重视统筹协调，围绕价值目标、规划规章、建设内容、组织方式、平台载体、步调节奏等多个方面，形成整体推进的强大合力；遵循文化工作需要长期积淀、难以一蹴而就的规律，视文化建设为长期事业，以持之以恒的迭代升级、有序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立足努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权益，坚持把多出成果、多出有质量的成果作为文化工程实施、验收的标准，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统一，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十五五”时期应加快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
文化、科技、产业相伴相生，交相辉映。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强调，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今年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提出，“支持文化和科技融合企业、园区发展，加快布局文化科技创新平台”。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最终落点在于产业。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正在从“科技+产业”之争转向“科技+产业+文化”之争。“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的关键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是其中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在把握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加快破解瓶颈制约，做好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生态，形成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基础、培育动力源泉。
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内在逻辑
科技与产业相辅相成，科技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产业发展为科技创新带来价值实现。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的二维系统中，文化的加入则为科技、产业带来“软件”的全面升级，最终形成三维立体架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这个立体架构中，文化、科技和产业三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共同构筑起一个彼此交融、动态互促的过程。
以文化为起点来看，文化起源于劳动，是人类在对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思想基础。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工业革命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是“文化+”和“+文化”的统一，核心是为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注入文化元素和精神动力，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鲜明的未来指向。一方面，文化集中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创新精神、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感、科技变革的想象力等维度，通过科技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分别从价值理念、道德素养、精神信仰等方面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价值指引、人才支撑和创造活力。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产品、服务的交融，能够带动产业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产品的创新性供给。尤其是“十五五”时期，随着兼具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的文化产业迎来大发展，文化与科技、产业融合能够有效助力科技和产业服务人的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极大地提升民众的文化消费体验。
以科技为起点来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与文化、产业融合，就在于通过创新驱动，带动文化创新、产业创新。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催生出更能带动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并能够适应生产方式变革的新业态。“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文化产业领域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主战场之一。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带动文化创新，加速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延伸文化产业链，形成文化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将更加广泛、全面、深刻地影响文化产业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加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带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以产业为起点来看，产业是经济社会的基石，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产业与文化、科技的融合，就在于通过文化和科技的双向赋能，以新技术新文化带动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十五五”时期构筑具有科技含量、文化元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壮大建立在文化、科技多向交互融合发展的产业经济。一方面，通过先进文化的滋养、精神动力的支撑，带动产业升级，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另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加快产业锻长板、补短板、强弱项，助力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十五五”时期，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就在于畅通文化赋能产业发展、产业与科技创新高效衔接、科技创新助力文化繁荣的循环，构建形成“文化赋能—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的生态，实现三者共生共荣、互促共进。
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当前，推动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仍面临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复合型人才较为短缺、新业态新模式发育比较缓慢等问题。面向“十五五”，需要以传承历史、展现当下、引领未来为导向，加快探索文化、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新路径，不断释放文化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磅礴力量，助力推动文化强国、科技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强化政策体系创新，建立健全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科技、产业融合顺畅与否，关键在于强化机制创新。建议在“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文化科技产业融合专项工程，研究编制深入推动“十五五”时期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建立多部门协调推进机制，构建系统性、协同性的政策框架。用好“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等，研究设立文化科技产业融合专项资金，建立多元化资金渠道，谋划一批带动性强的融合类重大项目。
注重文化新业态发展，做好“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文章。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是文化与产业双向互动的一体两面，以科技推动两者互促是“十五五”时期着力书写的一篇大文章。推动“产业文化化”就是加速文化向产业的渗透和赋能，重点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深化设计创新，推动品牌标准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加速形成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产业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化”就是加速文化从资源向产业的转化，重点要运用新科技具象化呈现文化意义、传播文化价值，推动各类文化企业、科技企业合作，加速推动数字藏品、数字文旅、元宇宙体验等数字文化新业态的孵化与应用，构建线上线下融合、虚实交互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场景，培育壮大文化科技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助力文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繁荣。
推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壮大产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面向“十五五”，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尤为重要。要做好人才战略顶层设计，加快文化科技交叉学科建设，强化人才自主培养，加大文化与科技、产业交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高端平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科研单位与高校、企业建立文化育人的协同机制，一体推进文化教育、科技创新、人才培育。面向新技术、新服务、新业态，支持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激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平台载体建设，拓展文化、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打造跨要素、跨平台、跨领域的各类型场景和平台，将成为发展文化新经济新业态的重要方式。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精准开发特色旅游线路、研学基地、文化潮玩基地，打造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区。有序建设集文化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的博览和体验场馆，打造高水平的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鼓励文化企业、科技企业、社会组织搭建各类文化科技产业服务平台，提供专业化服务。在国家高新区这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区域，积极发展数字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建设一批文化科技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基地，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着力打造一批科技应用、产业赋能、文化可感的一体化场景空间。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
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11个省市，是我国经济重心所在、活力所在。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涵养和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新时代新征程，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更好发挥长江文化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长江流域以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形成经济社会大系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哺育着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滋养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一部长江文化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灌溉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新征程上，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长江文化绽放时代光芒，是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
加强对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种类多样、数量丰富、结构多元，承载着长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传承着中华文化基因，是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根基。只有全面推进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才能筑牢历史文化遗产的安全屏障。今年初，相关部门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落实这一要求，必须健全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融通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多层次、跨区域的保护协作机制，促进加强文物考古、强化文物保护管理，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度、提升革命文物展示利用水平，夯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就需要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让长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与沿线人民的现代生活相协调。在实践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创新形式、丰富载体，通过推进水安全、景观、生态、文化融合治理，修复和保留具有代表性的古渡槽、古水井、古水坝、古筒车等历史水利工程和建筑，使百姓能够近距离感受长江文化魅力。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可通过文化元素注入、历史场景复现等方式将长江文化融入当地重大节庆活动之中，通过培育具有长江文化特色的公共服务活动品牌、举办以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为主题的公共服务活动等，推动长江文化融入现代公共服务空间，增进群众对长江文化的认知认同。
积极探索长江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技术在助力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江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能够有效解决长江文化发展的现实问题。要强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强长江文化的感染力和传播效果。比如，通过打造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平台，提升长江沿线景区管理效能；通过创新长江文化消费场景，拓展长江文化体验边界；等等。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推动长江文化、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比如，通过建设校企联合研发基地等创新措施，夯实长江文化、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的要素底座；通过拓展场景应用、更新技术装备等成果转化机制，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堵点；等等。
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红色资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精神滋养。如何用活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革命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财富，保护好红色资源是运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的重要基础。我国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数量众多。数据显示，我国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超过1600家。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取得积极成效，但我们也要注意到，极少数地区依然存在红色资源保护管理不到位、研究不足、监督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部分珍贵红色资源面临遗失、湮没、无人问津的风险。
因此，加大红色资源系统性保护刻不容缓。一是摸清红色资源底数。系统统计、分类并编制完善红色资源名录及资源地图。二是推动红色资源分级分类保护管理。例如，对稀缺性红色资源实施最严格保护；对濒临消失的红色资源开展抢救性保护；对革命文物、遗址遗迹进行修复性保护；对革命精神、革命故事等红色资源加强研究性保护。三是加强红色资源法治保障。筑牢法治屏障是保护红色资源的重要举措，将保护传承红色资源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到法律层面，推动红色资源保护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时代之变呼唤红色资源创新利用，面对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红色资源利用方式创新，是新时代传承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的题中应有之义。
抓住我国红色旅游快速发展机遇，把红色资源“用起来”。加强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研学旅行业态等深度融合，让红色资源成为弘扬革命传统的精神驿站。笔者注意到，2024年，江西省于都县红色旅游接待游客1155.9万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96.12亿元，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加大数智赋能，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用活红色资源不能仅停留在馆、剧、图、课等传统方式，要推动红色资源与数字科技融合发展，充分运用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AI（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助力构建全新的表达语境和体验环境。比如，“数字一大”服务矩阵亮相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
创新红色文化展现形式，让馆藏资源“动起来”。创建红色资源虚拟展览馆、线上体验馆，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激活红色资源，拓宽应用场景，打造更多讲述红色故事、弘扬革命文化的载体和平台，使人们在日用而不觉中接受熏陶、接受洗礼。例如，一些地方以革命历史为内容，开发沉浸式剧场，通过深度沉浸与强互动体验，让场景体验可触可感。
保护红色资源、用好红色资源，极其重要的一点是要传承好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起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为此，要深入开展红色资源的挖掘和系统研究。当前，有的地方存在“有好资源没有好故事”的问题，出现将野史外传当历史事实介绍的“低级红”，还有的影视作品对英雄人物无限拔高、夸大，出现一些“雷剧”。因此，要统筹研究力量，强化研究规划，积极开展革命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研究工作，加强革命历史研究，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充分发挥好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认真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大学校”。
传统家文化的独特功能与时代价值
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传统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思想意蕴，把握传统家文化在伦理道德教化、社会秩序维系、民族精神赓续、社会治理创新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和时代价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意义重大。
厚植伦理道德根基
传统家文化以血缘亲情为纽带，通过家训、家礼、家德、家风、家乘（族谱）、家法、家史等丰富载体，深刻塑造了家庭成员间的身份认同与行为规范，构建起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天下的伦理秩序。
传统家文化重视个人的德性修养。《孔氏祖训箴规》倡导“崇儒重道，好礼尚德”，《诫子书》强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谨言慎行、诚实守信、宽厚忍让、与人为善等处世原则和道德要求，通过长辈躬身示范、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以及家风家训的世代传承，内化为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的家庭伦理，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起点，并生发出立德修身、报国恤民、爱众亲仁、博施济众的社会公德。
家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担当。中国先贤主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将孝亲之心升华为忠诚报国的责任；强调“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将治家之能拓展为经世济民的抱负。传统家文化引导个体形成以身报国、建功立业的志向，以及兼济天下、天下一家的博大胸襟，并将这种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植入中国人的日常行为，转化为净化社会的风气，成为我们今天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由此可见，从人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传统家文化构建起一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伦理秩序、道德体系和责任链条。在重视人丁兴旺、家族绵延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成员自觉承担起对家族延续的责任；在家国一体的文化意识驱动下，“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诚担当，成为每个共同体成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家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起点，也是个体社会关系的起点，通过“拟制血亲化”的伦理外推机制，家庭伦理得以超越血缘边界，扩展至社会和国家层面，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间的情感联结与交往方式，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广泛的社会认同。
筑牢社会稳定基石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深刻揭示了家庭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家文化以其独特的伦理规范和共同体意识，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文化支撑。
中国传统社会以“礼治”为核心特征，而“家礼”则是社会规范体系的基础。家礼是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礼仪，以礼义、礼仪、礼制、礼俗等调整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维持孝老敬长、敦亲睦族的家庭生活，培育了一代代中国人浓郁真挚的家国情怀和慎终追远的感恩意识，并通过宗族、乡里等社会网络向外延伸，构成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网络，即揭示了以家庭为中心向外扩展而形成的由内而外、由家及国的秩序建构模式，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规范具有内生性和认同感，而非一味依赖外部强制。在现代社会，尽管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但家文化仍通过家风、家训等形式延续其秩序规范功能。
在传统意义上，家是社会伦理的载体，是国家仁政的依托；在现代意义上，家是社会情感的寄托，是人本政治的依据。家国同构的文化意识，有效避免了西方契约型结构模式带来的政治无根性和不稳定性，增进了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当前，社会流动性增强、复杂性提高，并且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加剧了个体面临的社会风险。家庭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单元，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也是个体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的初始节点和主要依托，家文化中蕴含的仁爱、互助、积善等价值理念，能够从血缘家庭推及社会大家庭，形成“中华一家亲”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深厚的文化资源，通过强化社会成员间的互助纽带，能够有效提升现代社会的秩序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记忆，不仅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精神纽带，更是彰显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家文化在民族精神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内在要求赓续历史文脉、涵养时代精神。传统家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书写着民族精神的核心密码。
传统家文化通过代际教化、日常行为规范、榜样示范机制，将重义轻利的理念内化为个人品格，铸就自强不息、立志勤学的人格精神；倡导孝道伦理、勤俭持家的家庭美德，内化为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民族性格；“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理念，引导人们将个人命运与家庭、国家紧密相连，熔铸以国为先、以身报国的家国情怀；“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下为公”的共同体意识，孕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博大情怀……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以家庭为载体，以家训、家礼、家风等为形态的文化传承机制。
在物质主义、个人主义思潮有所滋长的当下，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境时有显现。中国传统家文化所蕴含的亲情纽带与人伦关怀，为现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慰藉，成为涵养和激发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滋养社会治理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如“蒙以养正”的教化观，“敦亲睦邻”的处世观，“家和万事兴”的秩序观，引导人们互敬互爱、和谐共处，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崇尚理解、尊重、包容以化解冲突的独特智慧。对传统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助于筑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培育社会和谐的内在动力。
传统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揭示了国家治理与家庭治理、个人修养的内在统一性，将治理的起点落于个人德行修养，强调以德服人、以德化人的柔性治理方式。传统社会依托家族长老、乡贤士绅进行纠纷调解，形成了融合情、理、法的治理模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这一治理路径正在焕发新的时代生命力。例如，一些地方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家庭作为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通过设立“家事调解室”，开展“社区家风评议会”等形式，将家庭调解机制有机融入现代治理体系，展现了传统家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强大潜力。
现代化进程带来了社会原子化、人际关系疏离等挑战，充分发掘和运用家文化中的治理智慧，是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效能的重要文化路径。通过家庭伦理形成内在的行为规范约束，把沟通协商作为化解矛盾的柔性机制，以共同体意识凝聚价值共识，有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升治理过程中的人文温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进行了部署。家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伦理支撑、秩序保障、精神动力和治理智慧。新征程上，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家庭文明推动社会文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看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作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发展体系最完备的农业文明形态之一，中华农耕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数千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应对各种挑战的发展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全面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精准概括，更为读懂农耕文明的丰富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华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本质上是五大文明特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华文明五大特性探究农耕文明的发展韧性，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和强大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1.连续性：农耕文明世代相承的坚韧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其突出的连续性与农耕文明韧性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农业生产和农耕经济体系奠定了中华文明存续的物质基础。考古发现，距今约9000～8000年前，我国就已形成以粟作、稻作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农业体系。湖南彭头山、浙江良渚等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和完整的灌溉系统，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内蒙古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等，实证了我国农耕文明悠久的历史。
其二，农耕文明的社会结构强化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农耕文明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催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以及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文化理念。这种内生型的文明模式使得生产技术、社会组织、文化精神得以代际传承。
其三，农耕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整体空间格局。中国三面环山、东临海洋的半封闭内聚型地理环境，以及中原旱作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南方稻作区形成的生计互补型经济生态，不仅为农耕文明提供了天然屏障，也为“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进一步保障了文明的延续性。
其四，传统农耕文化巩固了中华文明的内核。《周易》的辩证思维、《尚书》的史鉴意识、《齐民要术》的技术理性、“耕读传家”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的道德体系以及“二十四节气”“春种秋收”等农学与自然哲学思想，都是农耕文明的瑰宝，承载着贯通古今的文化记忆。
2.创新性：农耕文明自我革新的动力源泉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是其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源泉和动力。农耕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其创新性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层面，更贯穿于制度演进、文化融合等多个维度。正因为农耕文明“尊古不复古”的革新特质，使其在历史纵深与文化时空的交错中孕育出中华文明旺盛的创新活力。
从技术层面看，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率先完成粟、黍、稻的驯化以及家猪、家犬、家蚕的驯养，形成北方旱作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两大体系。从新石器时代的木石农具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战国秦汉的铁制农具，从新石器时代的耒耜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牛耕，从汉代的耦犁到唐代的曲辕犁等精耕细作工具的发明，农业技术的迭代更新和创新突破体现了中华文化“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思维，决定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根源。
从制度层面看，土地制度在农耕文明中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从商周春秋时期的“井田制”，到秦代“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再到清朝“摊丁入亩”税制调整，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动态调整，这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也为政治稳定、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文化层面看，“安土重迁”的思想理念、“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应时取宜”的生态伦理、“厚生薄葬”的现世主义等赓续着农耕文脉，推进了中华文明思想体系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断裂式和颠覆性突破，而是“守正不守旧”的渐进式革新和自我更新，是激发中华文化赓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文明璀璨至今、傲立东方的活力之源。
3.统一性：农耕文明凝聚发展的内在基因
中华文明在农耕文明基底上孕育出突出的统一性特征。这并非简单的政治或疆域的整合，而是基于农耕文明在地理空间、生产方式、社会组织与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
首先，农耕文明核心区的地理环境催生了统一需求。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受湿润季风气候和周期性洪水影响，先民们必须依托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强有力的政权组织来实现集中化管理、协作治理和资源调配。这种生产与管理方式推动周边族群为获取耕作技术、生产工具而主动向中原内聚，并孕育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底色，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根基。中华文明的这种统一性不是武力征服的偶然结果，也非不同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农耕文明在特定地理环境下融合、演化的结果。
其次，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塑造了统一制度。早在西周时期，井田制的建立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深入人心。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制等又以土地分配为核心，将农耕经济与户籍管理结合，为郡县制的社会组织和中央统一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另外，农耕产品的跨区域流通催生了“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制度创新，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隋唐大运河将南北不同经济类型紧紧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东南财赋，西北甲兵”互补格局，成为支撑起自唐以降各朝赖以立国和统一的支柱。
最后，农耕文明的文化传统强化了统一意识。农耕文明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将家族伦理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伦理，形成“修齐治平”统一的价值链条。特别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将农耕伦理上升为“天道”哲学，构建了“君权天授—劝课农桑—孝治天下”的治理体系，成为维系传统中国社会和谐稳定与大一统的精神纽带。另外，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的生计互补性，为游牧政权主动接受和融入大一统奠定了物质基础。农耕文明的强大文化向心力使中华文明在不断交流交往交融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
4.包容性：农耕文明多元融合的开放胸襟
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民族大融合，农耕文明在大融合中将肃慎、匈奴、吐蕃等族群的文化基因融入主体文明并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虽然在短时间内占据政治上的优势，强制推行自己的游牧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但经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最终接纳了中原文化，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组织形式乃至价值观念也逐渐融入中原农耕文明框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因其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高度的人口聚集和相对发达的社会分工，往往能够聚集大量物质财富，积累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形成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吸纳性和互补性的农耕文化生态。另外，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而且通过农产品交流互换，中国的农耕文化也吸纳和融合了外来文化与物种，体现出农耕文明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并在不断吸收新元素的过程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韧性。
中华农耕文明的包容性特质，根植于其特有的生态适应性与文化共生能力，其本质是通过开放的生产体系、弹性的制度设计和多元的价值融合，在漫长历史中将不同族群、技术、思想纳入统一而不失差异的文明框架。这种包容性并非简单的文化共存，也非摄入式的文化涵化，而是遵循“和而不同”实践理性，以农耕经济为基质，在保持农耕文化内核的同时，通过采借、吸纳、改良、重构等方式实现兼容性发展。
5.和平性：农耕文明仁爱和谐的价值理念
孕育在农耕文明中的保合太和的本体论、和实生物的生成论、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仁爱和平的伦理观念、止戈为武的政治理念、天下太平的理想宗旨等贯穿古今，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特性。农耕文明固作于土地，强调“天人相应”“物我一体”，主张“和为贵”“仁者无敌”，追求“天下大同”和“采菊东篱下”的和平生活。
从生存根基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对土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极强，客观上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规律、顺天应时和集体劳作，因而形成“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睦邻友好”的邻里关系和“稳定生产”的反战逻辑，催生“安分守己”的生存哲学、“天人合一”的和谐智慧和“内生型”发展模式，为中华文明注入爱好和平的基因。
从历史渊源看，农耕文明具有追求和平的传统。中国古代统治者大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而和平的环境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尽量避免战争和冲突，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友好往来。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主张以德服人而非武力征服。古代长城作为农耕文明的象征，本质是“以墙止战”的防御体系。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携带的是瓷器、丝绸而非武器，再次印证了“协和万邦”理念和“怀柔远人”的对外政策。
从文化底蕴看，农耕文明在漫长历史演进和文明互动中衍生出“和实生物”的和谐理念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智慧，构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伦理框架，这使其对异质文化具有强大吸附力。这种吸附力不仅表现在鲜卑、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的主动同化和融合上，而且表现在农耕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关系上。例如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文化融合产生禅宗，将“戒杀”理念融入农耕伦理。农耕文明的这种文化浸润与融合能力，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非扩张型文明体系。
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
体育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创新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这一重要论述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体制提出了加强创新的总体要求，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新时代以来，体育强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同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新情况。比如，一些青少年运动员文化素养偏低、成长环境单一、家长后顾之忧增多、一些体育学校生源不足等。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是加强体育人才培养的现实需要，将为建设体育强国筑牢坚实基础。
加强体育精神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体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体育精神是体育活动的“灵魂”。没有崇高理想和良好道德品质，运动水平再高，也无法成为优秀运动员。体育人才培养，在注重提升运动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道德修养。青少年正值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精神滋养至关重要。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要在年轻运动员运动训练、日常生活、竞赛比赛等各个环节，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注重培养其自律意识、团队协作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
加强体育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体育教育工作者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体育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学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一支优秀教师队伍。对教师来说，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加快推进体育名师、体育骨干教师建设工程等，加大对体育教育工作者培训和能力提升的投入，通过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等，引导体育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提升道德品质素养、科学知识素养、创新创造素养，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体育教育工作者，为打造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新通道创造条件、奠定基础。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比如通过聘请社会高水平专业教练，进一步提升校园运动队的竞技训练质量。
贯通体育人才培养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体现出用联系、发展的眼光看待竞技体育发展，为循序渐进、遵循规律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建立健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衔接的体育人才升学体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提供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和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热爱，并为他们提供系统性的专业培训。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要求推进校园足球普及，计划到2025年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达到5万所，其中开展女子足球的学校占一定比例，这将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普及，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同时为运动员实现中学、大学、职业俱乐部、国家队等成长路径的衔接贯通创造条件。对优秀体育人才，采取灵活保留学籍、延长学制时间等方式，统筹协调好文化学习与竞技训练的关系，让他们既能参与竞技体育训练，又拥有学习深造的便利条件。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形成了对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系统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纲领性任务提供了理论遵循。要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战略考量、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及其新时代表达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纲要》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一章开篇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面对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境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承担着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使命，致力于“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以文化建设引领前进方向，以文化发展凝聚奋斗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用革命文化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强调要“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并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激发起全国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磅礴动力。结合时代变化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确立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纲要》指出，从党的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认识一以贯之、持续深化。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刻阐明了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提出，根植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显著，文明根脉焕发新生，文化事业产业日益繁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纲领性目标，指明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要求，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文化使命的新时代表达。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原则遵循
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而且面对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过程中的重大基本问题，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深刻阐释了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这三个基本原则，为我们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原则遵循。
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根本基点。《纲要》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以“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它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文化基础，并且蕴含着破解当今时代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想解答，为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奠定深厚基础。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求我们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本身，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并使之提升为中国理论。
秉持开放包容，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本质要求。《纲要》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格局。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既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也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秉持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有利的时代条件努力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着力创造一系列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思想方法。拥有日新理念、变通思想、革故传统、维新精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以其内蕴的创新原则和创新方法，指引着中华文明在变革中拒绝僵化、在发展中向未来敞开；还以一种温故知新、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式的方式杜绝对文化传统的彻底颠覆和根本性断裂，而是在变革中确立并不断巩固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守正中坚定方向，在创新中辩证取舍。守正既要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也要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更要守好“两个结合”这一根本方法，在文化建设中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与此同时，守正也不能走向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而是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纲要》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同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的角度，指明了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完善、发展和创新中华文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纲要》强调，这“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对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不是片面化的照搬照抄、厚古薄今，而是要辩证地加以鉴别和有扬弃地加以继承。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在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过程中，不断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而真正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发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积极作用。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革命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滋养。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发展及其成果，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革命文化既是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来源，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纲要》指出，在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革命文化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百余年的奋斗史，是“两个结合”的精神结晶，也充分展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逻辑，必须加以传承和弘扬。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纲要》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探索、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的文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共同熔铸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满足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实现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石。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国际话语权，助力增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不断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注入蓬勃旺盛的创造活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纲要》强调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锚定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新时代文化建设面对一系列新形势和新挑战，确保建设文化强国保持正确方向、坚强定力、强大合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坚强领导作用。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面对文明文化之争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之争，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都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三中全会专门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既要不断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也要加快完善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在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同时，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要深入把握文化创新创造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以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内容与形式创新，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动文化业态创新，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必须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更要求我们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育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充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最大程度地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必须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瑰宝，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文脉。与此同时，必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纲要》强调，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必须不断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以文化遗产为中介赓续好中华文脉。
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今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更加频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是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课题。文化强国之“强”，纵向上要和历史上的自己作比较，横向上则要和其他国家作衡量。只有在世界上具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必须在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新中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在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过程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多元协同激活基层文化创新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对高质量文化作品、高水平文化活动、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的维度，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的重大任务。
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新时代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针对基层不同群体对优质文化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不断推动文化内容、文化载体、文化活动创新发展。
建立多元主体共建格局，实现文化供需有效对接。在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过程中，要把握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新变化，开展“订单式”“菜单式”服务，提升供需两个系统的协同能力。要健全优质文化直达基层的征求机制，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满足基层群众对文化产品的共性和个性需求。要形成跨部门协作格局，加强部门间的优势互补，提升基层文化服务的整体效能。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力量协同攻关，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政府购买文化服务方式，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为基层提供更有针对性、更高品质、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优化基层队伍管理模式，提升基层文化服务能力。建设精干高效的文化人才队伍，是促进优质文化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的必要之举。健全基层文化人才引进机制，构建涵盖文艺创作、非遗传承、文化管理等多领域的专业化队伍，积极打造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充分运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基层文化空间，常态化举办基层文化培训活动，提升基层文化队伍的综合能力。健全基层文化人才的激励机制，完善“专职+兼职+志愿者”人才队伍的分众化评价、奖励方案，不断增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活力。
推进城乡文明一体发展，促进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在基层文化服务方面，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完善，但乡村文化资源相对落后。要推动城市优质文化资源向乡村覆盖和延伸，利用城市的文化节、博览会、媒体等宣传平台和渠道，展示乡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消费者关注乡村文化。要传承用好乡土内生性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将乡村故事、传统技艺等融入文化产品创作中，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利用重点保护古村落、古建筑等文化古迹，民间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文化+旅游”“文化+特色农业”“文化+民俗”等文化产业新形态，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现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的交相辉映。
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方式，拓宽基层文化服务格局。数智技术能够让文化资源不受时空和地域限制，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直达基层。要打造集文化资源、活动信息、群众需求等内容于一体的数智平台，催生更多文化供给和消费新场景。要推进基层数字文化资源有效共享，加强对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科技赋能，发展云展览、云阅读、云视听、云体验，让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云端”“指尖”直接对接多样化、精准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积极开展基层数字技术普及工作，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让数智技术承载更多个体的美好文化生活梦想。
推动“送文化”与“种文化”有机结合，是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重要愿景。上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扶持引导力度，积极提供活动场地、艺术指导、人才支撑等方面的便利，为基层输送高品质、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各级各类文化单位要有序、有效与城乡基层“结对子、种文化”，培育扎根基层群众的文艺团队，开展全面艺术普及工作。基层要增强自我发展、自我服务功能，积极推动文艺精品创作，形成具有地域性、个性化的优质文化产品，不断增强生产优质文化资源的内生动力。
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独特功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提出“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要求。国家文化公园是展现国家文化形象、彰显传统文化价值、传承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综合体，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发挥着文化整合、文化传承、文化服务、文化叙事等独特功能。
文化整合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重大文化遗产而建设，是国家层面对文化资源进行空间布局、价值整合、功能统筹的重要体现。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国家文化公园既是彰显共同体价值的国家文化空间体，也是整合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利用的功能集成体。
在文化价值整合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所呈现的不仅是文化的物理空间聚集，更以其大历史、大尺度、大结构、大体量的特点，将各类文物和文化资源整合到特定文化价值体系中，实现多民族、多区域、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此意义上，国家文化公园体现了构筑历史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疆域共同体的需要，彰显出鲜明的国家性、广泛性、代表性，展示出中华文化的时空立体形象。
在文化功能整合方面，国家文化公园是集文化保护、历史传承、精神弘扬、教育普及、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功能集成体。国家文化公园以“公园”为载体，对中华文化、民族精神、遗产价值进行综合表达，让人民群众在欣赏自然风光与体验休闲娱乐中激发文化认同、文化共鸣、爱国情怀。同时，国家文化公园还能为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提供实践场所。一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课程设计与教育体系中，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目标；另一方面，为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文化遗产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丰富的一手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源，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文化传承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为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全景化展示、创新性传承提供良好契机，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厚植历史根基。
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奠定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文化遗产作为民族记忆的物质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对其进行系统性保护，不仅关系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保存，更直接奠定文化传承的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国家文化公园从关注文物的本体保护，到重视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再到实现文化遗产的区域性保护，以及综合运用技术、法律、管理、教育等手段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化、制度化、常态化与长效化，对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全景化展示文化遗产，增强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迭代升级，借助科技力量对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已成为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需要。数字化发展是高质量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一环，是全景呈现文化遗产资源信息的必要手段。国家文化公园通过运用数字化、沉浸式、互动性等手段，将古老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产品，在听觉、视觉、触觉等感官的联动中，实现文化遗产从“静态保存”向“活态展示”的转变。
创新性传承文化遗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展现了文化遗产传承的新思维。立足文化传承发展视角，推动“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旅游”等深度融合，打破文化遗产的单一传承路径，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以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推动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开拓了文化遗产传播新思路。通过打造具有国家文化标识度和国际传播力的文化产品、文化场景与文化叙事体系，积极参与国际人文交流，有助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平等对话与融合发展。
文化服务功能
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对历史足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展示，更是与经济、民生、生态紧密相联的国土和社会空间，通过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动发展，能够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服务功能。
服务于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具有高度文化象征性的国家形象符号，通过深度挖掘中华文明标志性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精神内涵和审美意象，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和消费吸引力的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创新平台，具有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服务于民生改善，兼顾人文历史风貌和居民生活样态。作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遗产空间，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能脱离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许多文化遗址至今仍在居民生活中发挥作用，如长城沿线部分地段依然承载着周边居民的生产与交通需求，红军长征沿线的古镇村落及传统民居至今仍有原住民居住使用，大运河及长江、黄河流域的航运体系仍承担着重要的交通与物流职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兼顾遗产保护与生活延续，既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与历史文脉传承，也关注城市更新与人居环境，让居民在胡同街巷里过上现代生活。
服务于生态保护，实现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致力于实现生态系统的“文化性激活”与文化遗产的“生态性延续”。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依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重要历史文化线路，整合沿线丰富的自然地理景观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也强化了文化遗产传承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系统协同。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布局往往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系统，复原历史生态廊道、恢复传统农业与水利系统能够有力推动文化景观再生与生态系统修复。
文化叙事功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国家文化公园在叙事文本、叙事技巧等方面发挥着文化叙事功能，对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化公园超越了单一历史时期或单一地域、族群的文化，在时间与空间交汇的双重维度中形成了“时空一体”的叙事文本。从时间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跨越了从中华文明起源至今的所有历史时期，构建了一个贯通古今、持续演化的文化时间轴，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从空间上来看，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梳理具有重大历史文化象征意义的地理节点与文化标识，覆盖了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空间整合。国家文化公园将“历史记忆编织”与“文化空间布局”相结合，有助于讲述好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故事。
在叙事技巧上，坚持中国视野中的世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这两个叙事视角，运用国际化、多元化表达方式，讲好国家文化公园故事。国家文化公园是集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流互鉴、国家形象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一方面，通过建设文化展示中心、非遗体验馆、生态步道、智慧导览等多样化载体，深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实践路径，实现文化叙事的国际化转译与情感化表达。另一方面，国家文化公园通过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国际人文交流机制，构建面向全球的文化传播平台，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互鉴、交融的重要窗口。
发挥历史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
城市是人民幸福生活、百姓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在城市发展、城市更新中的作用，强调“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等；5月19日至20日在河南考察时进一步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前不久印发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并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包括“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历史文化传承利用的重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既要保护好、传承好城市的历史文脉，又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对城市更新的促进作用，推动历史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人民群众的需要正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通过推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赓续、品质提升，能够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历史文化作为城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城市更新提供充沛驱动力。发挥历史文化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既是以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城市更新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具体来看，一方面，历史文化保护为城市更新提供了内生动力，让城市更新充满人文底蕴。历史文化是彰显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根”，每个城市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形成其历史文化记忆。在城市更新中深入挖掘历史文脉，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保留城市记忆、展现城市特色风貌，能够有效避免出现“千城一面”“运动式”更新等问题，实现老城区改造提升与历史遗迹保护、城市文脉延续的有机统一，让人们在城市中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方面，城市更新为历史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有助于以文化赋能增强城市竞争力。通过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化，推动历史街区、传统商圈从物质形态更新转向文化内容升级，通过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场景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环境进行系统性优化等，不但有助于拓展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新兴要素，而且能够更好满足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增强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涵养精神文明风尚。以历史文化为引擎，推动城市实现经济价值、人文品质、宜居环境、民生福祉等方面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
在实践中，不少城市正确处理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的关系，实现了以文兴城、以文促产。例如，苏州推出“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在修缮古建筑、历史街区的同时引入新业态和新的城市功能，让古建老宅“活”起来，成为当地文旅消费的新地标；广州在老旧街区改造中坚持修旧如旧与功能提升并举，以“绣花”功夫改善社区环境，留住了骑楼街区的传统风貌，令老城区重现生机，也培育出文旅融合的新消费热点；等等。这充分表明，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二者有机统一、相互赋能，能够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和韧性。面向未来，锚定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实施取得重要进展、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等，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充分发挥历史文化的赋能作用。
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老城保护是做好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利用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为此，要摸清城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文化遗产资源底数，划定最严格的保护范围；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加强老旧房屋拆除管理，不随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民居，坚决防止“拆真建假”；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重要地名，让城市记忆在地名中得到延续。
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建立这一机制，能够激活城市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让历史文化真正成为增进城市居民认同、推动城市更新的内生力量。可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和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修缮，探索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推动“街坊议事厅”“社区规划师”等制度推广，发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共议共商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加强公众教育和宣传，培养城市居民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保护意识，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
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利用是最好的保护。要推动老旧街区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具有城市记忆和文化气息的活力街区；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和旧商业街区，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丰富商业业态，创新消费场景，使文化与消费互动融合；鼓励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老旧厂区更新改造，支持历史建筑、人文街区引入博物馆、艺术馆、非遗体验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植入科技创新、文创设计、创客空间等新业态，实现“旧厂新生”，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同时，加强城市更新重点地区、重要地段风貌管控，严格管理超大体量公共建筑、超高层建筑。
非遗保护传承要做好三个坚持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人类文明绵延传承的活态展示，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发展好我国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一，非遗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各族儿女的聪明智慧和集体记忆，直观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创造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其二，非遗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做好系统性保护与利用，能够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其三，非遗的各种技艺及其体现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对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不仅是传统的，还是活态的、流变的；不仅是守正的，也是创新的、发展的。探索非遗保护传承路径，推动其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关键要做好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非遗保护传承理念。非遗是广大人民群众世代创造和传承的智慧结晶，其萌生、发展、保护和传承始终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情感认同、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关键。只有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和实践作用，才能更好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在非遗保护传承实践中，要充分尊重人民意愿，广泛听取群众心声。搭建多元共建平台，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通过明确职责、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形成发展合力，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非遗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健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加强各级各类非遗传承队伍建设，开展非遗技艺培训。注重非遗与人民生活的融合，通过举办非遗节庆活动、开发非遗文创产品等方式，让非遗融入日常、服务社会，提升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建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人民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工作方法，确保非遗保护传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实现人民创造、人民传承、人民共享。
第二，坚持非遗在守正创新中保护传承。人类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不断累积和自我迭代的规律，非遗在其代际传承中亦呈现出活态性、流变性和创新性等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指明了非遗保护传承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非遗活跃在民间，根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如果脱离了当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守正创新的原则，就偏离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正确方向。
非遗保护传承强调在动态发展中延续文化生命力，其关键在于将传统技艺融入当代生活与生产体系。鼓励跨界创新、古今融合，培育非遗品牌IP，开发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如与时尚品牌合作推出非遗联名产品等，让传统技艺与当代设计碰撞出新的火花。促进文旅融合与生态整体性保护，将非遗嵌入地域文化生态链，使非遗传习基地与旅游动线相结合，通过“非遗+”科普、研学、旅游等多种方式，充分释放其内生活力。注重非遗教育传承与人才梯队建设，将非遗传习工作与公共文化、职业教育、乡村全面振兴密切结合，持续开展“非遗入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助乡村”等活动，构建多方协同的可持续传承体系，使非遗与新时代的生产生活、人文精神深度融合，以独特的魅力开启新的文化空间，涵养出更加深沉的文化自信。
第三，坚持以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非遗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在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与时俱进地将传统技艺等和现代科技、多样文化形式创造性结合，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新要求。
用好科技的力量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既有现实需求，也有技术支撑。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和加速落地，各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开始大量涌现，其应用场景日益广泛，为非遗保护传承持续注入新的活力。比如，通过3D扫描、AI修复等数字化技术可以建立非遗永久档案，保存濒危技艺；VR、AR和短视频平台打破时空限制，让非遗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区块链技术提供安全可靠的存储和传输环境，确保非遗数字化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3D打印技术精准复制非遗作品、简化制作流程，且已实现个性化定制；数字藏品、智慧旅游等模式，拓宽了非遗传播和商业化的路径。此外，苏州刺绣与AI设计结合、京剧全息投影展演等，也是科技与非遗融合的成功案例。未来，我们要积极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数智化保护方式，运用先进技术加强保护研究，吸引更多力量关注非遗创新应用与活态传承的发展空间，在尊重和保持非遗特色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的创新之路。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惟我国家，亘古亘今”。在人类漫长文明史上，绵延数千年不息的中华文化，以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为中华儿女不断战胜困难、勇毅前行提供了不竭动力。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危机，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深受中华文化涵养的中国人民秉持文脉不绝、精神不灭的信念，奋起追寻文明新生之曙光。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自觉肩负起把中华文明传承下去、发展下去的历史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引领中华民族从深重苦难中一步步走向辉煌。
文化长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中国行进到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如何继往开来，让中华文明永续相传、泽惠后人？回应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明确要求，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充分彰显了我们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使命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科学理论指引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打开文化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广阔空间，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涵盖一系列战略部署，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永葆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难得机遇。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既是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的历史责任，也是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召唤，归结起来就是要持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眼这一重大使命，我们党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放眼今日之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相互促进、彼此增益，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无限可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焕彩出新，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了，各类“国风国潮”成为流行色，更加可感可及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群众在一场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对话中，深切感受历史中国的深厚底蕴与当代中国的时代律动，一幅幅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文化图景次第展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尊崇英雄、学习英雄的血脉赓续，革命文化得到更好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断丰富发展、润泽心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革命圣地、走近革命文物饮水思源，追忆往昔峥嵘岁月，真切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牢记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英模故事，把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中国人民的志气更坚、骨气更硬、底气更足，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巩固。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需要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以文化兴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文化之力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对更好发挥文化的战略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当前，以文化赋能的创新实践在全国蓬勃开展，“文化+”的综合效益正持续彰显。文化和科技双向驱动、交融反应催生出一系列文化味和科技感十足的新产品，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宇树机器人等成为文化与科技相结合的范例。文化和旅游双向邀约，多地持续挖掘文化元素、城市历史印迹，让游客在大好山河中品味文韵悠长。文化和民生双向奔赴，优质文化供给点亮美好生活，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中华大地上处处是活跃的创造，处处是文化的气息，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厚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始终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怀与其他文明对话、交流、交融，充分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如今，在革故鼎新中重焕荣光的中华文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依托文化的纽带，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使中华文化越来越广泛地在海外传播和流行。通过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更多国外民众亲身感受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显著提升，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更好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和历史高度，面对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领会这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
深刻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把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正本清源、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文化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焕发出的强烈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是新时代伟大变革的显著标志。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因此，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这正是其重大政治意义的体现。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引领和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成果。2023年10月，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这一思想，坚持从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和丰富实践出发，既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吸收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家国情怀、道德教化、人文素养、文明共生等重要价值理念，以宏阔的历史纵深和文明视野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认识。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方针原则、战略路径、实践要求，提出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等重大创新观点，也规划了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大实践意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刻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源自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刻洞察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既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文化主体性，又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面对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如何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更为宽广的文明维度。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实际，着眼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面对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的新特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确立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理论的飞跃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要不断提升运用文化思维和文化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习近平文化思想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蓝图，创立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理论体系，构成了新时代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规划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既是重大工作部署，也是重大战略思想。
第一，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们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
第二，坚持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所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吃透基本精神、核心要义，力求做到学深悟透、了然于胸；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的强大精神力量，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充盈的博大文化情怀，从更宽领域、更广维度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理解，对推进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的鲜明实践品格，紧密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紧密结合我国文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自觉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三，坚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华文化的新高峰。积极营造良好文化生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文艺民主，支持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推动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同时，也要深化网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职能，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
第四，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培养高质量的文化建设人才队伍。要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重视发挥文化养心志、育情操的作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同时，文化创新创造的基础和核心在于人才队伍。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第五，坚持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关乎综合国力的提升。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建设全球文明倡议践行机制，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构建以人才资源牵引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新型模式
——xx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加强基层文化建设，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xx承担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光荣使命，于2024年创新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系统性遴选首批1570余名优秀文化人才派驻乡镇（街道）、结对村（社区）开展文化建设帮扶，全面嵌入基层文化场域，建立起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顺畅通道。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的扎实举措。
文化特派员制度注重“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有机结合，强调“整合性”视角，实现对多方资源的综合高效协同应用，率先破解城乡区域优质文化资源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通过外部资源引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式发展，以精准文化赋权的模式重构基层文化服务供需结构，在主流价值柔性浸润中激活乡村文化生产力，为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厚植文化力量。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文化特派员作为打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最后一公里”的新型力量，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基层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联结、征召动员等环节，将多元化、碎片化的优质文化资源集聚整合，创新打通向基层投送的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坚持“外引内育”，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激发乡村内部文化活力。xx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农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亟须与之相匹配的文化供给和服务。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侧重本地村民群众能力建设与参与，通过内部成员与外部力量的互动循环，建构内外互促、共生发展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文化特派员制度以外部优质文化资源的输入为契机，通过选拔宣传思想文化机关干部、媒体记者、文艺院团职员、高校教师、城乡规划师等在文化领域工作多年、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优秀文化人才担任文化特派员，以活动开展、平台搭建、培训指导等方式有效激活派驻地的文化资源以及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能动性，努力建构优良乡村文化生态，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文化人才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发展“文化经济”，以优质文化产业赋能基层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更是一种能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与经济协同共进，能够实现文化存量向经济增量、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的转化。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展“文化经济”，旨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产业振兴、社会发展联动。文化特派员通过挖掘整合文化资源、系统培养文化人才、提升优化文化环境，大力发展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乡村文化产业，为促进经济融入人文、人文浸润经济，实现二者共生共荣贡献力量，推动乡村从文化资源持有者转变为文化生产力发展主体，助推乡村干部群众在物质和精神上共同奔“富”。截至目前，文化特派员通过文旅规划、文创产品销售等方式帮助派驻地增收1.9亿多元。同时，文化特派员积极参与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以文化赋能乡村自治、法治、德治，通过互助交往、集体仪式等文化软治理形式，提高村民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
助力“共享共富”，以资源合理配置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xx考察时，明确要求xx“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强调“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解决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xx结合“千万工程”推进情况，根据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分类定级，为其量身定制、按需分配文化特派员资源；另一方面，引导优质文化资源更多向山区海岛等偏远地区倾斜，在项目扶持、资金投入、人才支撑等方面加大力度，通过外部力量参与本地发展，帮助缩小区域文化发展差距，有力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群众家门口。
以制度改革增活力，重塑文化供需适配生态
当前，基层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差异化、多样化的特点，要实现文化需求与供给精准对接，必须以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嵌入促进规范执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式发展，推动各方资源实现有效整合。着眼建立健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制度，xx构建涵盖人员选派、职责界定、服务管控及评价激励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坚持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文化服务效能，将文化特派员工作从经验化探索转向标准化治理，为破解基层文化服务困境提供制度样本。
明确“权责清单”，标准化搭建“特”“派”体系。为避免选派过程的盲目化与粗放化倾向，xx在相关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规范“选什么人”“派下去做什么”“如何管理保障”等具体细则，回答好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基础性问题。“特”要求文化特派员聚焦宣传文化主业，在所驻乡镇（街道）、村（社区）范围，重点指导1个行政村，结对1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或农村文化礼堂，承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基层文化活动、扶持文化产业等职责任务，全面覆盖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派”指文化特派员在两年服务周期的派驻过程中，既不脱离原工作岗位，又要实现每年驻点服务100天左右，且每个月至少赴基层指导服务一次，以弹性化配置方式有效满足专业资源下沉与行政成本控制的双重诉求。
着力“长效驱动”，一体化统筹管理服务。实施文化特派员制度具有长期性、连续性，需要在管理与服务耦合而成的机制规范下保留相应的自主供给空间，并加强对相关主体的激励约束。xx出台《文化特派员工作实施意见》，编制《文化特派员工作参考指南》，打造包含“服务库”“项目库”“专家库”的数字化工作平台，以“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文化服务机制，推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同时，文化特派员工作搭建了“省统筹、市指导、县（市、区）负责、乡镇（街道）抓落实”的网格化、分级制服务管理矩阵，建立“中期评估、届满评价”全过程考评机制，推动项目闭环落地。此外，创新性建立xx省文化特派员之家作为实践交流载体，并组建三级文化特派员工作组，以常态化开展的例会制度促进资源共享、创意联动、项目协作，打造“理论研讨、经验分享、实践反馈”的科学化、规范化工作运行体系。
以项目落地为支撑，筑牢乡村文化事业基石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比较之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物质文明建设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虚一点”，强调“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实做”。抓好文化项目就是虚功实做的重要体现。文化特派员制度着眼以更大力度实现文化惠民，将虚功实做的要求贯穿始终，以“项目制”打通资源下乡的通道，将外部资源转化为适合本地需求的文化公共品供给，并以项目化管理的形式强化多方协作，有效破解基层文化服务供给碎片化、需求响应滞后等深层结构性矛盾，为补齐基层文化领域短板提供了兼具制度刚性与实践弹性的创新解决方案。
聚焦“急难愁盼”，及时回应群众实际诉求。基层文化建设千头万绪，抓住重点和难点，就能够有效回应群众诉求、保障公民文化权益，实现“有的放矢”。乡村文化发展应特别关注当地群众的需求，通过各种方式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使其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享有决定权、控制权和收益权。每一位特派员在做好基本文化服务的基础上，深入调查研究，分层分类了解群众文化需求和基层建议，并和派出单位、派驻村（社区）联动谋划推出重点文化项目。文化特派员通过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载体，积极回应乡村对高品质多元化文化的旺盛需求、对推进文旅融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对挖掘提炼弘扬地域优秀文化的更高期待，持续稳定地为乡村提供文化服务与建设支持。
彰显“因地制宜”，推进特色文化项目建设。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乡村文化振兴也要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展现“千村千面”的特色风采。xx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推动开展的各类文化项目建设，涵盖保护文化遗产、指导乡风文明建设、丰富文化服务、打造文化品牌、做强文化产业等不同类目，深入挖掘乡村资源禀赋，盘活乡村各种发展资源，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文化建设的地方特色和创新性导向。例如，龙泉市溪头村“文化激活溪头村文旅产业融合”项目、安吉县“大余村大研学”项目、宁波市鄞州区“羽人竞渡”龙舟文化品牌项目等，既保留了乡土文化的个性与灵魂，又展现了新时代的价值观、审美观。文化特派员制度以文化项目为抓手，以项目成效论英雄，真正做到了派人才、带资金、送项目、惠百姓，努力打造基层有感、群众受益的民心工程。
以全域协同聚合力，打造文化人才共建高地
